“握手”原本是人类在外交场合最平常的礼节，而在中美两国敌视时期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却通过“不许与中国人握手”来发泄对新中国的敌对情绪。由此，会议期间传出了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说，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恩来真的被杜勒斯拒绝握手了吗？周恩来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还是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卷宗，把镜头摇回到近半个世纪前的日内瓦会议吧……
一场奇特的“记者招待会”后，周恩来说，从今天的演习看，同志们是可以胜任的
1954年4月，乍暖还寒时节，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风光秀美的瑞士边界小城日内瓦。这并非源于其“旅游者圣地”的魅力，而是因为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将在此举行。
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目前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将在此聚首。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杜勒斯国务卿，作为各自的首席代表将在此交锋。杜勒斯以顽固的反共立场著称于世，周恩来则以红色外交家美誉全球，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会前，日内瓦湖畔、罗纳河边便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悄拉开了序幕。
在长达75天的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进行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又一次激烈的面对面的较量，一时间，美丽的世界名城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根据朝鲜停战协议，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了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会上苏联提议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经过斗争和谈判，这个提议最后被参加国接受。而且在苏联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作为参加国之一被邀出席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大型的国际会议。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曾专门开会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原则、方针等问题。特别是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从2月底即开始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收集、熟悉了大量资料，认真研究有关国家的情况。
他说，以前同马歇尔谈判时，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那是野台子戏。这次我们到日内瓦，是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会议，是登国际舞台，要同苏联、越南、朝鲜等兄弟代表团互相配合好。这个是舞台戏，要有板有眼，我们一定要争取有收获而归。为此，周总理亲自组织了各种会前模拟演练。
4月的北京，风和日丽，漫长干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尽管仍春寒料峭，但庭院里面迎春花已开放，路边的树梢也吐出了嫩绿，人们开始脱下臃肿的棉袄和列宁装，轻松、愉快的表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然而有一些人却无暇来享受这无限的春光。
这天下午，外交部礼堂正举办一场奇特的“记者招待会”，台上坐着即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黄华和新闻负责人龚澎。台下的“记者”，有来自合众社的、法新社的、路透社的……
“请问，中国代表团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什么目的？”
“在解决朝鲜问题上中国有何底牌？中国的底线是什么？”
“中国如何看待印度支那问题的？”……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就像连珠炮似的不间断地射向台上年轻的发言人。许多问题带有明显的挑衅、威吓性甚至是侮辱性和诽谤性。面对一个比一个尖锐的提问，刚开始，黄华显得有些紧张，表情严肃，但很快便适应了，不卑不亢、从容镇定、应变的能力得以充分显示。无论多么刁钻的问题，都做到了应付自如，并能有理、有利、有节地一一予以回答，解释或是驳斥。黄华的表现赢得了在座人的不断喝彩和赞叹。
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上，新闻发言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代表着国家内外政策的立场和国家的形象，何况中国是第一次派团参加如此大型的国际会议。
为了实地锻炼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进行了多次演练，有意识地让黄华等熟悉各式记者的轮番进攻，特别是那些“敌对势力”的刁难、诽谤。几经演练，这些年轻共和国的年轻外交官们的从容、镇定、大度的气质和机敏的应变能力大大提高了，同时更加熟悉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国的政策、方针和策略。这天下午是最后一场彩排，周恩来亲临现场进行检验。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把目光调向了周总理，紧张地等待着他最后的评判。周总理站起身来，面向大家，脸上露着满意的神态说：“同志们，自从3月3日中央决定接受柏林会议的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同志们就开始了各方面紧张的准备。从今天的实战演习看，同志们是可以胜任的。”
听了周总理肯定的评价，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多日来的紧张辛苦一扫而光。
但随后周恩来又马上调转了话锋，严肃地说：“同志们，中央对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明确指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要通过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达到打破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的目的，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同志们，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朝鲜和平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尽管在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提议下，美国最终放弃了它原来坚持的反对态度，同意我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日内瓦会议，但美国代表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意味着西方大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的承认。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与美国的交锋是少不了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我们新中国，并争取同他们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说完，周恩来习惯性地向上扬了扬右手。
无疑这是周总理做的一场战前动员，他博得了在场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同时大家也更加感到肩负的重任，都暗下决心，一定刻苦“练兵”，充分准备，不辱使命。
会前的充分准备使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了出色的表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每当黄华和龚澎在会议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面对外国记者提出的各种质疑，他们都能够做到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对答如流。尽管时常遇到一些西方记者别有用心的挑衅和刁难，他们都能很出色地、入情入理地予以反驳。他们的表现，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普遍赞叹，就连西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红色发言人。
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知道什么叫难对付
1954年4月24日下午，美丽的花园城市日内瓦晴空万里，春意盎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日内瓦国际机场。为了练兵，中国派出了2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仅次于苏联（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熊向晖为新闻办公室主任，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绰如、雷英夫为顾问。
随代表团到日内瓦的还有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周恩来计划利用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开新中国同西方及其他各国的外贸局面，以进一步粉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封锁政策。这部分人不算是代表团的成员，没有和代表团住在一起。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它的到来引起了轰动。这时期，中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各国对新中国有着一种神秘感，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950年11月，伍修权带领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痛斥美国对台湾地区和朝鲜入侵的场面，给各国记者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而一睹大名鼎鼎的中国外长周恩来的风采更是西方记者梦寐以求的。所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在飞机抵达前，已有几百名记者早早等候在日内瓦宽特兰机场，飞机刚刚停稳，各国记者就潮水般地涌上前来围住中国代表团，发疯似的拍摄。记者更多的镜头对准了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黑色长上衣，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
在西方记者眼中，周恩来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一年前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的隆重葬礼上，周恩来竟然被安排站在了苏联新领导人中间，而不是站在外国来宾中。要知道，周恩来是享受如此高规格礼遇的唯一外国人。这一次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也必将是一个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
面对不断闪烁的镁光灯和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周恩来面色从容，微笑着向记者招手致意。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
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们相信，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使亚洲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当日，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随后，中国代表团驱车来到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又名花山别墅）住地。这是一座乳白色的别墅。别墅有网球场和草坪。法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拉马丁曾经在这里居住过。1961年陈毅同志率代表团参加另一次日内瓦会议时，亦下榻于此。
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并非孤军奋战。当时世界两极对立格局已基本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营垒分明，这在日内瓦会议上得以充分展现。苏联、朝鲜、越南和中国结成盟友。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大国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并肩作战。
周恩来到日内瓦前曾两次专程前往莫斯科，协调中苏两国对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当时赫鲁晓夫对会议前景比较悲观，他对周恩来说，对它不必抱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却不以为然，他充满信心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讲道：“中国、朝鲜和越南能够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如果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希望能够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阐明我们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的声明，并争取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周恩来也诚恳地向苏联同志请求，“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这样重大的大型会议，经验不足，希望苏联同志能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交换意见，协同行动。”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做个介绍，并确定协同原则。周恩来提出的这些要求，苏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周总理对此十分满意。
在莫斯科期间，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主要是中方邀请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后来长期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住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8号公寓来座谈，介绍他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座谈中，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很多问题，苏联同志都给予了比较耐心细致的回答。葛罗米柯对在会议期间如何保密问题做了专门讲话。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后来日内瓦会议期间，大多是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商讨事宜，对此，莫洛托夫有一次到中国代表团总部拜访时解释说：“长时间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来，纯属工作关系，但从外表上看，好像总是有来而无往。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这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来登门拜访。”
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住处是租来的别墅，很难说事先没有人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录音器，甚至拍照措施。这使我们不便畅所欲言。这也是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而却经常劳驾你们去我们住处的原因。”
在这次拜访中，周恩来和莫洛托夫是在收音机大音量的噪声中进行交谈的。
中国代表团在飞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时，周恩来再次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交换了意见。
4月24日，中国代表团刚到日内瓦不久，苏联代表团即抵达日内瓦机场，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作为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记者摄下了这一热烈的场面，第二天，见报时，图片下面的说明是：“苏中两个大国在这次会议期间将携手合作”。
莫洛托夫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尽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我们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结束后，莫洛托夫和周恩来并肩而行，边走边聊，十分亲热。
当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向着他们大声叫喊着，要求给他们摄影。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走慢些，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二人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其实，这时期中苏两党之间已产生分歧，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还是通力合作的。
苏联同志为中国代表团准备了5辆“吉斯”车。整个会议期间，中苏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共同协商，协调行动，遇有中苏双方代表团同时行动时，十几辆“吉斯”车一列排开，所到之处引起人们轰动围观，成为当时日内瓦城的一道耀眼的风景。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在日内瓦的共同战斗和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莫洛托夫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政府的著名领袖之一。美、英、法等国领导人都称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
其实，莫洛托夫看上去一点儿不叫人生畏，他更像一位哲学教授，中等个儿，银白色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戴一副夹鼻眼镜，看人时总是带着一种专注思索的神情。他说话有时口吃，特别是俄文中那个“C”（斯），这个字母经常成为他语言上的难点。当他“CCC”地口吃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夹鼻镜摘下来，于是便如释重负，可以“C”过去，继续往下讲。然后随手又将夹鼻镜拿起来重新戴好，以便能够保持他专注凝视的习惯。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拜访莫洛托夫，认真听取莫的意见及建议。长期的外交生涯使莫洛托夫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莫洛托夫对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以及优点和弱点了解很多，对一些人可以说相当熟悉。他把这些情况都及时地通告给周恩来，这些无疑对周恩来在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很大帮助。
莫洛托夫给中国代表团成员留下了庄重、敏锐、坚毅而又不失可亲的友好印象。而莫洛托夫对周恩来出众的智慧、品德、风度和才华更感到深深的敬佩和由衷的喜悦。他认为周恩来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后来，当一个美国人说莫洛托夫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者”时，莫洛托夫指着他鼻子很自豪地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什么叫难对付！”
周恩来始终保持了对莫洛托夫的友谊和尊敬。后来莫洛托夫被赫鲁晓夫贬斥，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大使去了。1960年周恩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时，在招待会上与莫洛托夫相遇。周恩来急步上前，和莫洛托夫热烈握手，俩人互致问候。在宴会上敬酒时，莫洛托夫和知心朋友一样不无苦涩地向周恩来说：“我现在在乌兰巴托，只能靠报纸了解一些外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坚强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我很高兴，很受鼓舞。”
杜勒斯在日内瓦讥讽道，像中国这样的乡巴佬，怎是我们美国人的对手
日内瓦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周恩来谈判的主要对手也自然是杜勒斯。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共和党人，1953—195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也是著名的外交家。他生在一个牧师家庭，外祖父约翰·福斯特和姨父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从19岁开始即涉足政坛，首先在外交界崭露头角，后便扶摇直上，20世纪40年代后即成为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参与了战后初期美国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对日合约起草人，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出任国务卿前，是纽约著名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鉴于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阅历及权威地位，尤其是他的外交思想及主张，得到艾森豪威尔的赏识，先被艾森豪威尔聘为总统竞选外交政策顾问，赢得大选后，又被任命为国务卿，直至1959年因病辞职。
杜勒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顽固坚持反共、反苏、敌视新中国的突出代表人物。提起杜勒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他与西方战后奉行的著名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联系起来。因为正是这个杜勒斯创立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瓦解、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思维，即“和平演变”的战略。
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不是由杜勒斯提出来的，但在它形成过程中，杜勒斯却是功不可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使这一战略更加完善和系统化。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的证词中，他指责前任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软弱，声称“遏制”政策是一种“必然失败的政策，因为一种纯防御性的政策是根本不能击败一种侵略政策”。
在回答他所主张的与遏制政策相反的“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政策”是什么时，他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他指出“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只要它正在设法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他国家，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是欢乐的世界。”“那些被奴役的人民是应该有自由的人民，从我们自私的立场看，他们也应该有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成为独裁政治的工具的话，他们最后将被融化成为一个对我们自己以至整个世界极其危险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方法达到。”“只有不断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能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做如此可怕的牺牲，使人们对未来存在那么大的恐惧，但是这一切是可以而且是必须以这样的方法完成的，这种方式将不致引起叛乱，因为暴乱会被他们用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去。”“它必须是而且是可能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
上述证词，无疑是杜勒斯对他酝酿已久的“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一次全面公开的阐述。
在实践上，为保证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杜勒斯还提出一系列计划。1952年8月27日，杜勒斯在布法罗的一次讲演中，曾提出一项解放“铁幕”内的卫星国家的“三叉计划”。他认为，“美国之音”和其他机构应立刻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相信美国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俄国人最后将由于发现他们已吞下消化不完的东西而撒手回家。为此杜勒斯在1952年成立了新闻署，直接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攻势。
杜勒斯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同样采取顽固的敌视立场，他声称，“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杜勒斯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是件可能的事。于是他更加起劲地鼓吹“和平演变”战略。
1957年7月，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杜勒斯回答：“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杜勒斯臭名昭著的把复辟资本主义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言论的出处。杜勒斯也因此在世界上名声大噪。
对杜勒斯“和平演变”的叫嚣，毛泽东十分重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评论。他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就引用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话，指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杜勒斯在给我们上课了。
1958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各军区政工会议的各军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如果大家不警惕就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艾森豪威尔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对帝国主义战斗有益。
针对杜勒斯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企图。毛泽东回敬道：“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后来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即是以此作为防止发生“和平演变”的手段。
就是这个被毛泽东称为“美国政府政治部主任”“艾森豪威尔的灵魂”的杜勒斯，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带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并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中等个头，戴着一副夹鼻近视镜。他总是刻意地保持着一种政治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色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镜片后的一双眼睛深不可测。会议期间，人们都管他叫“雷管”，倒不仅说这个人物危险，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他时刻威胁着别人，同时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动过手术，胃里手术，胃里放着一支“镭管”，用作放射治疗。镭管——雷管，这使得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平添了一层阴森森的色彩。
据悉，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从未露过一丝笑容。他也很难笑得出来。当时美国的日子并不十分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称霸全球战略受挫。特别是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及其操纵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伤亡惨重，根据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数为147万人，其中美军为14万多人，伤亡率为40%～60%，“日伤亡自开战起到10月末为763人”，“1951年11月初为962人”，都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几经较量，最后美国人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在停战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是美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屈辱地低下美利坚那颗高贵的头颅。这次战争使得美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激昂起来的士气和自信心，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千丈。而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也达到了顶峰。
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不久刚刚做了一次手术。术后，他曾拖着病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视察，视察过前线又赶到日内瓦。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可谓为他的“自由世界”和他的资产阶级信仰殚精竭虑了。
杜勒斯是在4月25日，也就是会议召开的头一天才匆匆赶到日内瓦的。一到日内瓦，他顾不上欣赏这座世界名城的秀丽风光，就迫不及待地问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周恩来到了吗？”史密斯连忙把一张当地报纸双手呈给杜勒斯，同时答道：“周恩来也刚刚抵达。”
杜勒斯接过报纸，看史密斯特意用红笔圈出来的部分：“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中山服，连手提箱也相似。瑞士人误认为是传教队，都站下来脱帽向他们致敬！”一丝冷笑浮现在杜勒斯苍白阴沉的面孔上，他不屑一顾地讥讽道：“这样的乡巴佬，怎是我们美国人的对手？”他似乎忘了自己刚刚在朝鲜的失败正是“这样的乡巴佬”给的。
杜勒斯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中美两个敌对大国，在胜者虽未骄，败者犹顽固的情况下，坐在一起开会，格外引人注目。
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近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公开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他还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由此在会议期间传出了周恩来总理要同美国国务卿握手，被杜勒斯拒绝的传说，而且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周恩来后来在同外宾谈话时也确曾多次谈到过此事。他在1958年4月15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就明确说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关于日内瓦会议是否出现过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场面。王炳南同志曾就此进行了澄清。王炳南在他撰写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写道：“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认为这是以讹传讹。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说自己始终在周恩来左右，据他认为，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当时在总理身边做俄文翻译的李越然也否定了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说法。李越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跟随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走廊，在休息室，曾与杜勒斯几次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不同。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根本没有过，周恩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主动去与杜勒斯握手。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立刻板紧，在远处时还恶狠狠地盯一眼，走近时，便目不斜视平视前方，好像面前是一片田野荒漠。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又可怜。”
最近，熊向晖关于“握手”事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情况。熊向晖当时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4月26日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他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总理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恩来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对于在会议期间，有没有周恩来主动伸出手来，而被杜勒斯拒绝呢？熊向晖也肯定地说，没有。他引用了当时多国记者的许多报道证实。比如，在杜勒斯离开日内瓦的当天，即5月3日，合众社就报道说：“杜勒斯在中共总理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从没有对他直接谈过一个字。在整整6天会议中，杜勒斯有意不理周恩来。在19国亚洲和平会议上不和他握手，也不用任何方式直接和他打交道。”美联社当天也报道说：“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来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个方向看一眼。”在杜勒斯5月11日返回华盛顿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此还做了专门的说明。他讲，他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共产党中国领袖周恩来并没有任何接触，因为他把北京看成是杀伤10多万美国人的侵略者。杜勒斯在会议第一天对他的一位密友恶狠狠地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
握手，原本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级精神活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人类的外交实践，即从握手开始，而人类的外交史已表明，即使交战国家的使节相遇时，按惯例，也应彼此以礼相待，而采取拒绝、不理睬，甚至是敌视都是粗鲁的、僵化的，也是无益的。
实际上，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握手”一词，已越出了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了。它反映了周总理长远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涌起了一股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浪潮，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美国对华采取僵化的敌视政策是不现实、不明智的。美国的五星上将之一布莱德雷将军就讲道：“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就是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对杜勒斯的强硬规定就不以为然。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史密斯：“你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风趣地答道：“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毛巾。”
周总理敏锐地抓住美国内部存在的矛盾，用杜勒斯禁止同中国人握手这一事例，生动而形象地揭露了美国政府不愿改变错误的对华政策，坚持不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和解的顽固立场。所谓“握手”即“和解”之意。周总理和外宾谈话时，多次以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顽固表现，特别是不许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的僵化无礼的强硬规定，抨击当时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总理公开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愿意同美国讨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和台湾地区局势。
这个声明震动了美国朝野，也使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通过这一事例的鲜明对比，周恩来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的高大形象也更受人敬仰和钦佩，而杜勒斯顽固的反共嘴脸更是暴露无遗。很多美国人士长期以来一直为此事觉得理亏而深感内疚，因而在政治上更加不满当时美国政府失掉改善中美关系的良机，也极大地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利坚“文明”大国的形象也因此而蒙羞。
历史的发展给了美国人扭转形象的机会。在尼克松上台后改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都是美国政府领导人主动与我握手，以示补偿和和解。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国之行，即“波罗一号”行动时，就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当尼克松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来。
在周恩来同尼克松第一次会谈时又提到了杜勒斯拒绝握手一事。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刚才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说了吗，我们握手了。杜勒斯就不敢这样做。”尼克松接过来笑着说：“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同他握手。”周恩来肯定地说：“不见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也会跟他握手的。”尼克松说：“那好，我们再握一次手吧。”于是他们隔着茶几又伸手相握，在座的人都笑了。这段对话更生动说明了周总理握手的真实含义。
针对美国代表团的敌对行为，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方也采取了相应对策。周总理为中国代表团也做了如下规定：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握手事件的发生表明，日内瓦会议时期中美两国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它同时也昭示着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将面临着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鏖战。
杜勒斯登上讲台，为美国在朝鲜的行为辩护。周恩来据理力驳，赢得满堂喝彩
4月26日，在世界各国的注目中，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总部的所在地）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中朝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中许多人是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
根据日内瓦会议拟定的日程，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为了使所有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撤退并帮助朝鲜举行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携起手来，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西方反共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4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相根据中、苏、朝三方在会前商定的方案，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包括三项内容：6个月撤退外国军队，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
4月28日，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和杜勒斯首次交锋。
杜勒斯尽管十分仇视共产党，但他并不是那种大呼小叫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卷袖子，像赫鲁晓夫那样用皮鞋敲联合国桌子的粗鲁人。他穿着一身死板的西服，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然后阴沉沉地坐在位子上，沉默寡言。散会后便低着头往他那辆大型福特汽车里钻，既不理睬记者的提问，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
4月28日这一天杜勒斯首次亮相为其赖在朝鲜辩护：“苏联的目的一直是把‘北朝鲜’变成一个卫星国，并且可能的话，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而美国不希望美军无限期地留在朝鲜，美国和韩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不含有侵略的目的。”他断然拒绝从朝鲜撤军，却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他还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案，其实质是企图使美国无限期占领“南朝鲜”。
杜勒斯是个“思考型”的人物，不善演说，甚至发言讲话都不流利，只是紧板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念完稿子后便旁若无人、面无表情地回到他的座位上。
杜勒斯发言时，周恩来一直坐在座位上静静地认真地倾听。杜勒斯发言结束后，周恩来镇定地走上讲台。周恩来虽然也是拿着稿子的，但他根据杜勒斯发言的内容，临时做了一些调整，即兴增加了一大段话。
周恩来首先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谴责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南日外相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指出，南日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
周恩来针对杜勒斯强词夺理的狡辩，义正词严地进行批驳：“杜勒斯刚才的发言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立刻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许多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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